威尼斯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同社会阶层发动诸如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地主阶级洋务运动、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等，试图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但均以失败告终。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才有了真正可以救民图强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将真理与实践紧密结合，领导人民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这一时期的伟大斗争主要以武装斗争、思想斗争和生产斗争为主，其中思想斗争是统领，武装斗争是支柱，生产斗争是保障。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斗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带领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

一是领导群众开展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提出要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明确将反帝反封建作为党的革命纲领，立志要将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推翻。1924—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开展的国民革命，就以推翻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为直接斗争目标。虽然最后国民党叛变革命，“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但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了反帝反封建的决心。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抗日战争就是最好的印证。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为了民族大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组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筑起了保家卫国的坚固防线。抗日战争胜利后结合国内外形势，顺应人民群众的呼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争取和平民主的伟大斗争。由于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在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中国共产党英勇作战并取得全面胜利，为擘画新中国的蓝图奠定了基础。

二是同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潮进行的思想斗争。毛泽东曾指出：“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保守主义、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等各种思想粉墨登场，受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党的革命事业严重受挫，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思想路线问题至关重要，开始着力肃清存在于党内外的各种错误思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瓦窑堡会议批评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等错误倾向，牢牢掌握了思想主动权；整风运动对党内依然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进行彻底的清理，确保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运行；等等。这些思想斗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思想保障。

三是带领群众为支持武装斗争进行的生产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要面临战争的巨大消耗，没有充足的经济来源和物质支撑，经济困难问题长期存在。为了武装斗争的顺利进行，党领导人民发动了自给自足的伟大生产斗争。例如土地革命期间，党领导根据地群众创建“工农武装割据”，将革命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积极开展土地改革，制定行之有效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并努力搞好根据地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另一方面，坚决搞好武装斗争，可以说，一边搞革命一边搞建设。在这样一种“战争—建设”并举，以战保产、以产助战的斗争思路下，将土地革命视作中心内容，武装斗争视作主要形式，根据地建设视作战略阵地，三者密切结合、有机统一。它既保证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始终不熄，又保障了革命所必需的物质基础源源不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很多困难和考验。在国内，国民党留下一个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经济烂摊子，还留下大量残余势力破坏捣乱、负隅顽抗；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拒绝承认新中国，并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基于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伟大斗争主要围绕着军事斗争、反霸权主义斗争和生产斗争展开，三者不可分割、相辅相成。其中，生产斗争是根本，反霸权主义斗争和军事斗争是手段。通过这一时期的各种伟大斗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也为之后“富起来”创造了坚实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是为巩固政权、保住胜利果实进行的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军事斗争。国民党退败台湾后，不甘失败，在全国各地留下一些残兵散勇，同地方土匪恶霸勾结，伺机而动、垂死挣扎，对革命成果大肆破坏，威胁着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很短时间内肃清国民党残余和200多万土匪，既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财产与生命安全，又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整体社会环境迅速得到改善，这也为今后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提供了良好安定的社会条件。

二是带领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进行的反霸权主义斗争。新中国建立伊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就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持敌对态度，企图全力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特别是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国际联军”武装入侵朝鲜，并将炮火烧到中国边境，中国人民不畏强权，组成志愿军毅然奔赴朝鲜战场，既保障了边疆安全，又保护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屹立不倒。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一开始对中国施以善意，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企图干涉和控制中国，20世纪60年代，公然撤回专家、撕毁合同，甚至同中国发生了局部军事冲突。针对苏联霸权主义恶劣行径，中国勇于抗争、绝不屈服，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时段，面对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我们被迫“两个拳头打人”，客观上使得中国处在了一个困难的国际局势中，但我们不畏强敌、敢于抗争，保护了民族尊严、获取了国际斗争的宝贵经验，意义依然重大。

三是带领人民为解决温饱进行的生产斗争。新中国刚刚成立，经济困难亟待解决，人民生活非常艰难。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三年艰辛的国民经济恢复期。例如，没收官僚资本，确立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稳定市场，开展稳定物价的斗争；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等。与此同时，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由于实际情况的改变，随后，我们的总体发展思路由“先建设后改造”转变为“建设与改造并举”。1953—1956年，党领导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从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华大地基本确立。为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有序协调发展，毛泽东于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为我国建立独立协调的工业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虽然国民经济发展受到各方面干扰，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致力于实现更加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20世纪中后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所谓的“冷战”，试图运用包括经济斗争、军事对峙、和平演变等在内的各种手段同社会主义阵营对峙。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随之落下帷幕。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沉着冷静，带领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我们一方面解放思想、锐意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另一方面审时度势、扩大开放，积极与世界接轨，吹响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号角。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主要聚焦于经济斗争、思想斗争和外交斗争这三个方面，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通过这些斗争，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迅速跃居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可以说，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社会革命，通过这次革命，中华民族真正“富起来”了。

一是为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实现富起来进行的经济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关键决定。一方面，为恢复国民经济，解决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的问题，党提出要以“八字”方针为指导，彻底肃清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另一方面，改革在农村和城市有序开展、逐步全面铺开，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极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有条不紊地推进，市场经济迅猛发展。随后的二十余年，从建立经济特区、不断开放国门，到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战略部署、邓小平“南方谈话”鼓励加快改革步伐、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改革不断深入。21世纪以来，党领导人民继续探索科学发展之路，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坚持以人为本。总之，这一系列经济斗争，使得人民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逐步实现小康，慢慢“富起来”，这也为今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强起来”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为确保党的指导思想不动摇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同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和方式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每一次的意识形态斗争都是极其严肃、严峻的，它涉及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关系重大、事关成败。例如，改革开放前夕，“两个凡是”大行其道，“左”倾错误继续流行，这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首先在全党进行思想上的解放，统一思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让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框架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在全党散发光芒。再如，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日趋严重的局面，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5]通过坚决地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作斗争，明确了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为全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铸牢了思想防线，如此等等。

三是为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和坚定国际立场进行的外交斗争。邓小平同志曾讲：“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6]进行外交斗争是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关键环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邓小平同志敏锐指出，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年代已经远去，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基于此判断，我们抓住机遇，调整外交策略。例如，这一时期，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相继实现中美建交、中苏关系正常化，并与日本、东欧等诸多国家实现友好往来；与此同时，不断拓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对于香港、澳门问题，结合党的早期相关理论，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先后顺利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和平回归。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之时，中国已与170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断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捍卫了我国的外交主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要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7]。十八大以来，我们将伟大斗争贯穿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和领域，尤其紧扣反腐败斗争、意识形态斗争、重大风险斗争和外交斗争这四大领域。新时代的伟大斗争表明，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奋勇前进。

第一是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永不变色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9]新时代“四大考验”和“四大挑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党以坚定的政治决心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在党内发扬钉钉子精神，开展了“老虎苍蝇一起打”“天网、猎狐”“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斗争，确保党员干部“不敢腐”。同时，从源头上也即从思想上入手，相继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扎实推进党内学习的集中化和常态化，实现党员干部主观上的“不想腐”。此外，不断完善相关党内法规，将制度的漏洞减少到最小，如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在制度上为反腐把关，将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实现党员干部客观上“不能腐”。

第二是为保障意识形态领导权、打赢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开展的意识形态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0]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就意识形态问题作出战略部署。首先，基于马克思主义在某些领域所谓的“失语”“缺席”等情况，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着重强调思想建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其次，努力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斗争能力，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建立扎实的理论基础，敢于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确保在一些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再次，着重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坚决打赢意识形态斗争这场主动仗。

第三是领导人民为维护国家安全进行的重大风险斗争。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风险挑战日益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11]他还告诫我们，要高度重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几大挑战，即“五个凡是”重要论断：“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12]。在这些风险挑战面前，我们党毫不畏惧、深思远虑，不断增强斗争本领，敢于“亮剑”。

第四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开展的外交斗争。近年来，国际形势波诡云谲，霸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现象抬头，“台独”势力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等各种状况层出不穷，“世界怎么了”“世界该何去何从”这样的时代之问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党善于抓住“历史总问题”，科学把握世界大势，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国外交理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外交斗争。“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的相继提出，向世界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大国外交风范。十八大以来，面对紧张的中美关系、朝鲜半岛核问题、阿富汗问题、叙利亚冲突等国际问题以及“台独”势力猖獗等涉及民族统一、国家主权的现实热点问题，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原则，既坚决维护了我国的利益，又与各国积极合作，有效推动了各种热点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解决。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征程中，不同阶段面临的历史语境与历史任务各有不同，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斗争目标、方法与特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斗争的主要目标是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出发，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两者的耦合物官僚资本主义，该历史阶段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开展军事的、暴力的革命斗争。从新中国建立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斗争的重要目标是要从新旧两种社会形态的转变出发，实现国民经济的调整恢复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成功，该历史阶段斗争的主要特点是开展社会生产资料与社会形态变革的斗争。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改革开放之前，斗争的主要目标是从新建立的社会制度及其发展阶段出发，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该历史阶段斗争的主要特点是完善政治上层建筑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斗争的主要目标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依旧比较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依旧较低的历史条件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人民群众走向富裕。该历史阶段斗争的主要特点是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斗争的目标是从“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的新时代历史条件出发，根据变化了的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进一步推进深水区改革，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该历史阶段斗争的主要特点是推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实现社会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尽管每个历史阶段的斗争有其特殊性，但百年伟大斗争具有历史的延续性，是一脉相承的整体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从“红船起锚”，就明确了初心，确定了目标，在党的二大上还确立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这些为后来各阶段的斗争确立了共同的目标，即始终致力于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始终致力于帮助中国人民实现幸福美好的生活，始终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还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开展的所有伟大斗争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同时实现党的政治理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可以说，不同时期开展的不同斗争，都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选择的阶段性斗争方法，所有这些阶段性斗争统一于百年伟大斗争的全过程之中。